已完结 1937年的春天，一种稀有的平静空气弥漫于中日之间。实际上双方暗地里都把对方当做头号敌人，军队里把日军当成练兵的对象。负责防卫京沪地区的高层军官早就开始在进行着大战前的准备工作。他们此时可以依仗来抗衡日本人的，就是那些刚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按照德国的军事训练标准所改编和组建的部队。在这其中有87师、88师驻防在淞沪外围，教导总队驻在南京，而如果中日在上海发生冲突，这些德械师将第一时间参战。
但是作为这几个部队中的一员，士兵吴祎其实并不对日本人了解多少，他每天接触到的人并不多，关于部队，他很清楚自己的番号，他经过各种各样的军事训练，他会使用重机枪，但没打过仗。
吴祎22岁，广东人，担任营属机炮连重机枪一排的枪长（即班长），下士军衔。吴祎所在的第88师262旅524团第三营的官兵们来自全国各地，具有不同的背景。
524团的团长韩宪元，广东人，黄埔三期，31岁，1935年升任上校团长。
少校营长余鸿是黄埔军校六期步科毕业生，32岁，广东人，曾任营直属机炮连连长，农历新年的时候刚刚升任营长。余鸿是吴祎的表哥，他的父亲就是吴祎的二舅，他的爷爷就是吴祎的外公。
营属机炮连的连长陶佑国来自湖南常德，35岁，上尉军衔。他算是全连里年纪最大的老兵了。
德械师的待遇和装备普遍是高于别的部队。士兵们每月能领到十元左右，上中下士普遍十四到二十元，军官比这高得多。一元钱可以买3斤左右猪肉，每到发饷的时候，官兵们寄一部分钱回家，以保持一家老小开支一段时间，或者是到照相馆拍好正照，邮给亲人们以作留念。士兵夏季制服是草黄色布料衬衣短裤，军官着黄绿色制服，冬季军服着以灰色棉布裁剪的中山装，配布制野战帽或者德军的M35头盔、军裤、皮带、和布绑腿，还发防毒面具。士兵足穿草鞋，军官则配皮鞋。团有3个步兵营，营除了3个步兵连以外，还有1个直属机炮连，机炮连有2个重机枪排，6挺马克沁重机枪，1个迫击炮排，2门82毫米迫击炮。步兵连有3个步兵排，每排3挺轻机枪，30支步枪，有的班长能装备MP18冲锋枪，也叫做“花机关”。
此时他们的驻地在无锡，虽然该师任务主要是针对京沪地区进行防御。但是因为几年前的“一•二八抗战”，经友邦之调停，京沪军队从此不能再进驻上海，而由一部分军队改编成立的税警总队留下在上海驻防。
从长官们平时说的话中，士兵们感觉似乎与日本人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迟早有一天会与他们交手，军人自古以来就应该保家卫国，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在那时候，没有几个人真正能说清楚自己到底为了什么而从军，吴祎当然也不知道。为了保家卫国而从军，而军人要保家卫国，那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保家卫国？
在下层的弟兄们看来，他们似乎觉得每一天都并没多少能说出来的不一样。
所以那些复杂的问题他们回答不了，如果问他们为什么来从军，88师他们的同僚们就说，他们中的很多说是抽壮丁征来的，有些说是骗来的，有些是穷人为了要吃粮，如果要说士兵们身上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大山里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南方人，大多数都没怎么念过书。
吴祎1933年跟随余鸿而从军，他是自愿的。他的搭档们：机枪班里的瞭望手上等兵杨耀华，21岁，来自湖南郴县，他是收了钱顶替别人家出丁才当兵。还有弹药手二等兵李兆洪，24岁，来自河南，他是三丁抽一征来的。
只不过，他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却也渐渐经过层层训练选拔与磨炼，成为了在众多部队中的少许的精锐部队里的精锐士兵。
在进入这个春天以后，精锐们明显感觉出训练任务日渐加重了不少，每天除了操典与训练还有诸如巷战战术的课程讲解，还有针对各种情况的演习等等。
二月，全师举行十公里夜行军演练，官兵们全副武装，白天拉练到远郊，造饭吃过以后夜间徒步返回营地。机枪组得三人一起扛一挺重机枪，弹药手还得肩跨4公斤步枪等等装备，行走在纵队队列，向目的地进发。
吴祎跟杨耀华还有李兆洪轮流交换位置，保持跟上队伍行进速度。由于全师官兵们体能素质过硬，大部分人跟上了队伍，陶连长的机炮连全连也没有出现掉队的情况。
陶佑国连长虽然年纪老了些，但常年的行军作战，早把这些当成家常便饭。老陶一路都极为严厉，不时催促着士兵们。在快进入城区时候，陶连长给新兵讲他刚参军时候，旧军队新兵营里有不少人忍受不住这份苦，思想开了小差逃了。他说：“那些被咖斗的逃兵，就在大家面前毙了，死的太窝囊啦。”
夜里的气温非常的低，凌晨两点全师各自回营，官兵们军装早已湿透，大家卸下装备，顾不上一身酸痛与脚板上的水泡，倒下便睡。第二日，德国教官要来检验士兵们的射击技术，进行考核。
考核科目有多个目标扫射，点射射击两项，全连重机枪射手几乎都及格。吴祎成绩最为优秀，副手杨耀华成绩也拿了良好。德国教官微笑着对他表示赞扬，陶连长也口头表扬了他，吴祎当天出尽了风头。
直属长官康成排长也要求参加了考核，德国教官给他评分第二，他质疑德国教官肯定是搞错了，跟德国人比划了半天，看起来对方并没有理解而摇了摇头。
康排长是全连私底下公认最难相处的人。
